伽蓝魅与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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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蓝人
　　长篇蓝姓题材历史小说《蓝》
　　第十五章 千年蓝语
　　五、伽蓝魅与惑（下）
　　佛教在藏区复兴，已是10世纪后期的事。学者说，这叫西藏佛教后弘期。
　　大概是我的先祖蓝通甫在湘北开基的时候吧，公元千年之际，声望卓著的阿底峡大师来到了这片冰封的雪域。佛学大师阿底峡是被专门迎请来推广佛理的，此后大师殚精竭虑弘扬佛法，为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
　　阿底峡赴藏普法不过是一道历史的细节，见证的是那段时期和以后更长时期里西藏地区佛教迅猛发展的蓬勃状况。朗达玛灭佛是经济、政治、宗教、军事、社会发展互动的产物，而藏区能够重开佛光、续振佛典，自然亦是历史之必然——长期分散割据，长期各自为政，地方封建领主希望统驭的，不仅仅是某片区域内的领地和财产，更重要的，领主还希望能够真正地征俘民众的心。
　　这一点，佛能做到。
　　分散与割据，有时并非是坏事，至少对于佛教的推广、特别是对于佛义的理解与发扬，割据势力分别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是分散与割据的形势所带来的好处和贡献。
　　如果要证明这一观点，那么可以很轻松找出一百万字以上的理论专著文献。
　　但是，我更想简单地表达我的观点：分散，是争鸣的原因；齐放，是割据的结果。
　　因为分散，所以都有集中的愿望。因为割据，所以都有集权的向往。
　　因为，大家都想成为主流。
　　佛音才是主旋律。不会唱，不入流；唱得响，则主流。
　　将一切交予佛吧，佛真的可以做到。
　　于是，重视佛，研究佛，推广佛，弘扬佛，就成了割据的地区领主们的最大的政治。
　　卫藏地区的200多座寺院，就是西藏长期分散割据时期佛教得以迅速发展的直接见证。在学习精力与政治热情都很旺盛的封建领主们的大力推动下，一个以弘扬佛教为荣的学习型社会就此形成了。
　　而与此同时，带有工具理性色彩的佛法普扬，也促进了竞争。
　　文化，经济，政治，这是一场综合实力的全方位竞争。
　　竞争的结果，是多个各自为政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形成，是地方世俗势力与佛教势力的水乳交融。
　　那时候，西藏大大小小领主们的名片上面，一定还有另一个头衔：寺主。
　　有政治的地方，就有理论。
　　所谓政教合一，无非就是用宗教的理论来指导政治。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教理繁杂，门派林立，理论方法各有各的不同，政治表现却基本相似。
　　最大的相似，就是争当主流。
　　主流就是一流。一流其实往往只有一个。
　　公元127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学习佛法最用功、佛学理论功底最扎实的萨迦法王八思巴?罗卓坚赞被元朝忽必烈尊为帝师，就此开启了大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新时代。在元朝的协助下，八思巴掌控全藏大局，终结了西藏长期分裂的局面。在藏史学家眼中的佛教“后弘期”，寺庙建设如火如荼，城垣村舍僧侣如织，炉火传香，经语呢喃，一派勃勃生机。
　　从传教范围到信仰程度，兴佛规模空前的“后弘期”，为藏传佛教的大面积传播搭建了一个纵横五百年的广阔历史舞台。到公元15世纪初，藏传佛教的后弘时代算是完美收官了。这个时候，宗喀巴大师发表了佛教学术史上的两篇著名论文《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后起之秀格鲁派频繁发声，藏区教众迎来了新的佛光普照时代。
　　在石板蓝老家的晒谷坪，我们一帮屁孩们常聚在一起模仿电影里的功夫打斗。那时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就是双手合十，口念一句“阿弥陀佛”，然后一掌狠狠地劈向别人。自然，我们都不知道“阿弥陀佛”是干什么吃的，大概觉得这样便很显功力，而且样子也挺酷的吧。后来，我慢慢知晓，“阿弥陀佛”只是很多佛中的一种。后来又知道，天下的菩萨，各有各的来源，各有各的路数。
　　在后弘期，藏区佛教就演化分流出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比如较早的宁玛派，稍后的噶举派、萨迦派，以及更晚的格鲁派等。
　　后世学人探究藏区佛教派别的形成原因，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传承的不同，二是与得到不同的封建领主的支持有关。
　　我曾经试图想找出导致本应一脉相承的藏传佛教却出现传承分野、出现互补隶属的各大宗派的原因，后来发现这里面总是迷雾重重，虽然方家著述甚丰，我择其拜读后却总有不着要领之感。于是，在此处，我申请以业余藏传佛教爱好者的身份打个酱油——我谨慎提出，藏区佛教之所以形成多个流派，其中一个原因不容忽视：那就是佛经的翻译工作；至于其具体理由，此处跳过，容后再述。
　　“格鲁”这个词，是汉语的音译；按意译，则为“善规”。僧人应严守戒律，遵循苛酷的管理制度，这是格鲁派的鲜明风格和显著特点。
　　路数正统，系出名门，藏区佛教中的格鲁派，极似中原武林江湖中的少林派。
　　高僧戒刀一把，来去江湖，纵横千里，如明月中天，光肆武林，这是我最敬仰的金庸大师对少林寺大和尚的描述。每逢少林高僧出场，象我这般的金庸迷们总是格外兴奋。
　　少林武功能够驰名天下，金大侠的推广之功不可或缺。但格鲁派能够一统藏区江湖，虽是历史、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不同因素风云际会的结果，却也离不开宗喀巴大师的只手之力。
　　1409年正月，一场声势浩大的祈愿大法会在宗喀巴的组织下在拉萨大昭寺举行。随后，宗喀巴又兴建甘丹寺并自任主持。如果说，这两件事代表着这个派别的形成，那么，其走向繁荣昌盛的标志，就是继承发扬噶玛噶举派的优良传统，格鲁派的活佛也转世了。
　　老家石板蓝村外嫁的桂四姑的女儿源源溺水身亡后，村里的婆婆安慰桂四姑说：这孩子找了好人家投胎去了，你就莫紧痛心了。
　　投胎，是佛道的语言。
　　《法华经》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此想不真，故有轮转”。
　　佛认为，今世和来世，其实无出因果之门。
　　所以，《红楼梦》第一回就讲：“……原来是一块顽石，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
　　佛说，是人，就会投胎。而佛自己，则是要转世的。
　　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圆寂，活佛转世制度就此首创。公元1283年，戴着金边黑色僧帽的噶玛噶举派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希圆寂，这个时候，活佛转世制度已深入人心。此后，属于黄教的格鲁派与时俱进，改革完善了这一转世系统；于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这两大活佛复杂而神秘的转世规制，便流传至今。
　　大乘菩萨乘愿化身入生死中度化众生，是活佛转世的教义依据之一。活佛转世的神秘、神圣与神奇，我辈凡人自然无从理喻。但佛自有佛的隐语。
　　《夷俗记》载：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曾指着松木台吉居住的地方说：“此地数年后有佛出”，不久圆寂。一年后的1588年，松木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此儿自言：“我就是前世的达赖喇嘛”，还指着达赖所乘的马、所用的念珠说：“这就是我的马和念珠。”后果然被确认为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另载，七世达赖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赴青海途中，遇到前世达赖认识的人，都能直呼其名。
　　再譬如，1908年，十三世纪达赖喇嘛在回藏的途中，经过青海夏琼寺，就将自己的靴子故意遗放在寺后，还说寺庙所在的村子真是美丽吉祥地；他圆寂后，众僧便是根据这些暗示，找到了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活佛转生的方向，还可以从其圆寂时的面相语与手语，或者屋顶烟火飘往的方向，找到端倪。
　　走过一系列繁复缜密的规制与程仪后，从人间升到天上的活佛便又从天上回到人间，这个时候，活佛基本上就完成了转世的过程。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还差一点点。
　　差的那一点，其实就是一个印章。
　　一个盖着“同意转世”字样的政府图章。
　　同意转世之前，政府还决定着活佛的称谓。
　　公元1578年，在美丽的青海湖畔的仰华寺，索南嘉措（第三世达赖）与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会面，宾主双方就各自关心的宗教、政治、军事、民生等话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就一系列重大议题达成了共识。为了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双方互赠了尊号，这也是本次双边谈判的主要成果。
　　会谈结束后，阿拉坦汗出了一身汗：他忘记了向政府申报了。于是，蒙古人赶紧向中央提交报告。一直致力于边疆维稳与少数民族团结进步的大明中央政府很快认可了这次会谈，并以阿拉坦汗赠与索南嘉措的尊号正式册封了这位西域的“上师”。
　　阿拉坦汗赠给索南嘉措的名号，叫做“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喇嘛”。“瓦齐尔达喇”，意为执金刚；“达赖”为蒙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文，专指“上师”。
　　亦蒙亦藏的极具双语特色的达赖喇嘛的名号，就此载入史册。公元1653年，清顺治帝授封第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自此，达赖喇嘛这一活佛系统的称谓，开始广布天下。现在，在藏传佛教徒的心中，达赖喇嘛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同样的原因与类似的经历，属于班禅。公元1645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向第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赠以“班禅博克多”尊号；1713年，清朝康熙帝授封第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额尔德尼”在满文里，意为“宝”。此后，班禅额尔德尼这一称谓就被确定并承传至今。
　　历代中央王朝能够授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格鲁派活佛系统之称谓，自然，也能在各大活佛的转世证书上盖下“同意转正”的图章。
　　即便，面对在寻找转世灵童的过程中出现多个候选人的情况，中央政府也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智慧，去甄别真正的“灵童”。
　　金瓶擎签，方式很古老，结果很公平，但最重要的是，这是政府决策，体现的是中央意志。
　　1940年2月22日，中华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主持典礼，宣布免予掣签，特准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正式坐床后继任。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内蒙古的章嘉、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上师之圣，活佛之尊，灵童之神，自中央政府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
　　2008年3月，我作为单位的一名小头目，带队赴北京报道当年的全国“两会”。
　　那天在宾馆看电视，国家台的新闻播出了拉萨暴乱的画面。我当时心头一紧：当前的“两会”，下半年的奥运，这个时机实在是太敏感了！
　　此后，整整一年时间吧，国家媒体都在宣传西藏的发展成就。
　　我想说的是，国家媒体关于西藏的报道，包括党和国家的重视、各个历史时期政府的支持与关怀、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政策方针的内容、意义和成果等，基本上都是真的。
　　但大家都知道并很气愤的是，对于这些情况，一些人并不相信，比如说，西方人。
　　打开互联网，会看到两种情况。一种来自国内媒体，是铺天盖地的对暴乱的谴责与成就报道；一种来自西方，是铺天盖地的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质疑与指责。
　　虽然，国家机器在重大事件上的笨拙反应往往让民众失望，但是，这决不能代表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不作为。
　　相反，正如国家媒体所宣，政府对待西藏，就像母亲对待孩子，其心也诚，其情也真，其意也切，其付出也巨大。
　　问题是，这孩子似乎永远也长不大，不仅不知恩图报，反而隔三岔五就闹出大动静。
　　更大的问题是，西边的邻居们从来就认为，这是母亲的教育方式不对。
　　孩子自然是无辜的，母亲看起来也是委屈的，问题是，问题出在哪？
　　聊天时石板蓝村的老平说他曾听在拉萨呆过多年的汉人干部说过，在拉萨，很多汉人总是说，藏人总是喂不饱，中央每年给那么多钱，政策那么宽松，他们还是要闹事；而有的上班的藏人则认为，这里迟早是汉人的，所以做事都是替汉人做的，不如少做事，要不就干脆不做事。
　　我问老平，那你认为呢，谁对谁错？
　　老平说：“我不晓得，也不想晓得。我跟西藏人冒仇冒恨，也冒什么深交的感情；我只晓得赚钱，哪有钱赚就去哪，我才不去操那份子空心。”
　　是的，作为一个来自中部省份农村的、在距离拉萨数千里之遥的石板蓝村土生土长的农民，确实没有必要去操西藏问题这份空心。事实上，在拉萨跑运输的老平，他既不能代表汉人，更不能代表藏人，因此，他的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一个世代生长在东方的有点民族意识与国家情节的普通汉人，尝试去了解那些西方人对于西藏、对于西藏佛教与佛教西藏、乃至对于整个近代东方的态度以及产生这种态度的根源，未尝没有意义。
　　350多年前，在西藏日喀则，一位来自葡萄牙的传教士脱下西服，穿上袈裟，将自己简单的行李装在了一匹租来的瘦骡子背上，开始了藏区的探险游历。葡萄牙人后来在西藏居住了23年，直到他的尸骨永远冰冻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亚堆河畔，这位叫做卡瑟拉的天主教士才算停止了对神秘区域“香巴拉”的寻访。
　　虽然曾经误认为“香巴拉”就是中国的别称，但卡瑟拉和另一位葡萄的天主教传教士卡布莱尔很快就发现了自身的错误；而他们在藏纸上详细记录的关于“香巴拉”的种种诡秘与神奇，就此打开了近代西方人的心野。
　　香巴拉是个好地方。1924年春季卖掉木屋而来的俄罗斯探险家尼古拉?罗列赫，1935年花100美元办来签证的、从布列瓦递港启航的澳洲美女作家勒古斯，以及来自美国的洛佩兹，英国的拜勒，匈牙利的乔玛，法国的大卫?尼尔等，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从西欧、中亚、北美等不同地方孤注而来，来到江河奔涌的川西，来到神山环抱的西藏，来到春光明媚的滇西北——11世纪出现在藏文经典《大藏经》的《丹珠尔》中的神秘王国香巴拉，是他们朝圣的目的地，也是他们理想的归宿地。
　　香巴拉是个好信仰。因其莫测的神秘和莫名的诡魅，于是一千个信徒中便有一千个香巴拉。千百年来，关于香巴拉的想象与幻觉，以不同方式出现在不同语种的篇章中；又更因为其无法证实的神圣，香巴拉便仍被世界八大宗教认同和尊崇。
　　1937年，弗兰克?卡普拉在好莱坞拍摄了一部电影，其主题歌据说唱遍了全球。从来没到过中国藏区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创作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的时候，是绝对估计不到这本书后来在全世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当“消失的地平线”以电影、歌曲、平面印刷物等各种艺术形式出现在不同国度的世人面前时，“香格里拉”这个名字便开始深入人心，尤其在西方得以迅速而广泛的传播，“香格里拉”似乎在一夜之间便成为了无数西方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至于弗兰克?卡普拉所描绘和杜撰的这一香艳名词其来源和灵感主要来自西方前人关于“香巴拉”的记载、描述和想象，以及同时代的洛克等人在藏区考察的游记等客观事实，则有意无意地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香格里拉”（或者“香巴拉”）的吸引力是如此强大，以至1930年代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当上了副总统后，因被人揭露其对“香巴拉”的痴迷不得不放弃总统竞选。
　　“香格里拉”的魅力从东方传播到西方，而西方人的狂热迷恋又影响着现代中国。1997年9月14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根据专家论证，认为其境内中甸县在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等很多方面与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所描述的香格里拉十分相似，于是昭告天下：世人寻觅了半个多世纪的“香格里拉”就在中甸。2001年12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学术和文化色彩强烈的“香格里拉”取代佛理和精神符号的“香巴拉”，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却刻下了一个时代里西方社会关于东方想象和东方主义幻觉的鲜明烙印。
　　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四川阿坝、青海藏区和甘肃藏区同步发生的骚乱，国家宣传机器与西方舆论随即展开对峙和对攻，针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集团的针锋相对的抨击与赞美，一度让举国办奥运的中国和举国迎奥运的中国人迷惑不已，也愤怒不堪。
　　2008年5月底，中国媒体刊出了美国大明星莎朗?斯通的一封致歉文：“我的错误言行，让中国人民感到悲伤与愤怒，我为此深感歉意。”此前的5月24日，莎朗?斯通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发表了一番关于中国四川地震的言论，据称她提到“四川大地震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甚至还称其为“报应”。由于这封道歉信是在其冷血言论引发中国网民暴风雨般的谴责后发出的，国内的网民们表示拒绝其伪善的道歉。澳洲《太阳先驱报》也曾PS了一张莎朗?斯通道歉的图片，上书一行大字：“斯通错了”。而在我看来，网民的回应很及时、很中肯、也折射着无奈：这年正好50岁的影响人士莎朗?斯通，其有关西藏的言语或许正是现代社会西方社会部分人由来已久的“香格里拉情结”的毫不掩饰的表达。
　　而关于西藏，关于达赖，关于“西藏问题”，文化、学术和政治的国人从未放弃思考。
　　“3?14事件”后，汪晖先生说：“中国的媒体在对抗西方舆论的同时没有将焦点集中于西藏社会的深刻危机，整个社会没有以此为契机，深刻地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与西藏危机的关系。因此，随着西藏危机转化为抢夺奥运火炬的争端，西藏问题被搁置一边。”
　　2010年4 月，沈卫荣在《天涯》撰文：“当西方人将过去的西藏想象成一个和平、自由、精神、博爱、智慧、慈悲、环保、男女平等、没有阶级、不分贵贱、非暴力、非物质的人间净土，并把这个后现代的乌托邦的重建作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前提和关键，‘西藏问题’就已经偏离了本来的焦点，‘西藏问题’的解决就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李敖有话说：“全世界今天只有一个地区，他还是神权统治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西藏”； 大胆的李敖还说：“西藏整个的人口，在达赖喇嘛统治时代，有百分之九十八”，“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农奴，甚至他们是教奴；他们去走三步走五步跪下来拜，爬起来再走三步走五步，跪下来拜，就这么一路是朝着这个西藏的这个象征性的达赖喇嘛住的地方来走的，你就知道这些人是多么的愚昧。”
　　反倒是中国文联副主席、藏人丹增的观点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香格里拉其实更多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不同经历、不同处境、不同信仰的人，怎么看待它都行……一旦地球上人满为患，自然资源枯竭，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人们连一块仰躺的位置都难以找到，连一碗干净的水都难以喝到的时候，人类就会彻底失去做梦的动力与激情，那时，香格里拉也就遥远得连我们的想象都难以企及了。”
　　其实，之前和现在，西方社会关于西藏的文化和学术的争论，其交锋激烈程度甚至超出国内。看看这些西方藏学闻人的作品标题，就可管窥见豹——托马斯：《香巴拉——光明的绿洲》；威利：《哥伦布来自“香巴拉”吗？》；伯恩包姆：《神秘之旅及其象征主义——佛教的“香巴拉”指南文献的演变研究》；勒佩吉：《“香巴拉”——“香格里拉”神话背后的迷人真实》；罗佩茨：《佛之主事者：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和西方》；厄本：《密教：宗教研究中的性、秘密、政治和权力》；“神话西藏”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神话西藏：感知、投影和幻想》……
　　神话与历史，现实与幻觉，学术与文化，宗教与政治，国家与民族，西方与东方，文明接续与市场化进程，达赖喇嘛的微笑与大陆网民的愤怒，一切都在“香巴拉”的上空绕缠交织，无休无止。
　　石板蓝村土生土长的“乡巴佬”平叔自然不知道“香巴拉”这个概念，他也不会去理会这等闲事。春节没过完，平叔就返回拉萨，继续跑运输挣钱养家。
　　倒是经常读书看报的老祥爹那次跟我争论的问题，我到现在都觉得不好怎么回答。
　　老祥爹问：“以前‘破四旧’，后来又反封建迷信，村里拆了好多庙，为何那些藏人的庙一块砖都没有拆？”
　　我回答说，“破四旧”本来就是“文革”作派，本来就有问题；信佛是藏人的宗教信仰，不是封建迷信，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老祥爹不以为然，又问：“藏人求神拜佛就是宗教，那我们烧个香请个神何解就变成了封建迷信了呢？”
　　我解释说：时代不一样了，现在你要在家烧香拜佛，政府也不会管你。
　　老祥爹又问：“那听说西藏人生小孩可以生三四个五六个，可以尽量的生，何解我屋里老满生第二个的时候政府就牵猪搬谷下门板，还把屋里的三合柜都搬走了呢？”
　　我说，计划生育是国策，但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不一样，为了民族团结嘛！
　　老祥爹不依不饶，追问道：“民族团结！汉民族是中国的民族不？我们汉人就不要团结了吗？你少数民族考大学可以加分，找工作有优惠，招干部可以照顾，那汉人有意见怎么办？你政府要不要团结汉人？”
　　老祥爹打断了我的解释，说：“藏族人，维族人，都是中国人，是要团结；我不是不讲团结，而是想不通，想不通他们得了政策的便利——中央还给钱为那些西藏人修庙，生怕他们不好生拜佛——还要闹事，他们自己讲不讲团结？我在石板蓝过了七十几年，怄的政府气还少？政府又什么时候给过我优惠，跟我讲过团结？”
　　我一阵哼哼哈哈，就告别了老祥爹。
　　老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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