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穷人的生育权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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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柱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赞成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对中国计划生育的不满仅仅在于这一政策让部分农民（第一胎是女孩的）生两个而只让城里人生一个。他们主张“低素质的农民应该少生、不生，高素质的城里人可以多生”。
　　那些主张限制穷人生育权的人，我就不信他（她）的祖宗十八代、二十八代都是富人。如果有一代不是 ，那么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他（她）本人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他（她）是诚实的，并且有勇气实践自己的信念；他（她）就应该赶紧自杀，而不是在这里跟我辩论。
　　
　　其实，适当早生孩子、多生孩子，自古以来就是穷人改变自己命运的几乎唯一的和平手段。穷人能享用的医疗、看护资源少，如果古代的穷人只生两个孩子，就很容易断子（女）绝孙（女），更不要说翻身了。如果今天的穷人只养一个孩子，书本知识和才艺方面肯定竞争不过富人，又不能通过兄弟姐妹相处学会合作和竞争，即使父母不溺爱，穷独生子也无法在跟富独生子的竞争中胜出。一旦孩子成年后意外死亡，穷人也没财力拥有试管婴儿。相反，如果穷人养三、五个孩子，从中冒出一个智力或体力上特别优秀者的概率显著增加。而冒出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或奥运冠军，在经济上、机会上提携一下他的兄弟姐妹，这个家庭也就翻身了。所谓少生快速，对穷人来说完全是梦呓。
　　
　　古今中外穷人妇女生孩子的平均数量都多于富人妇女，其道理正如穷国的生育率高于富国，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这并没有妨碍人类社会物质的不断丰富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理论上每个孩子就其一生来说对个国家的贡献都要大于他（她）幼年和晚年所享受的照顾，对家庭、家族来说也一样，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进步，国家财政才不会破产。适当的养育规模还能降低抚养每个孩子的单位成本，独生子女养育模式是对家庭财富和父母养育经验的最大浪费。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客观条件逼出来的责任感、意志力、竞争意识及合作经验，虽然未必能弥补穷人孩子在书本知识、才艺和家庭背景方面的劣势，但对社会来说同样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可以部分地转化为个人、家庭和国家的物质财富。
　　
　　把向上流动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会不会导致将自己的兴趣和梦想强加给孩子？至少对穷人来说不会，因为他们要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谋生，不可能刻意栽培孩子。即使对社会中、上层的父母来说，按照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按照儿童的天性、潜能塑造孩子，也主要是一个教育理念问题。我自己小时候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作为地主女儿的母亲在我们姐弟身上寄托了几乎全部的希望，她一件棉裤从结婚穿到1978年去世，但是她对我们的限制比父亲更少而不是更多。希望孩子发达，和希望孩子成为自己为他（她）设计的样子，完全是两回事。
　　
　　穷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养孩子会不会导致整体人口质量降低？不会。连植物都不是施肥越多长得越好，各种指标丰富得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人性和人口质量怎么可能简单地跟家庭人均财富单线挂钩？只要父母健在，兄弟（姐妹）和睦，温饱还能维持，政府又能真正落实义务教育，适当的艰苦对孩子成长并不是坏事。
　　
　　穷人多生孩子排除少数侥幸或不理智的穷人之外，就总体而言要受到多重门槛的限制。首先是婚姻的门槛就将最穷的穷人，包括大部分残疾人，排除在婚姻之外，从而被排除在生育之外。其次是理性的门槛。试问哪个父母不希望儿女有出息？哪个父母会不管孩子的温饱拼命地生？在避孕手段丰富的今天，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穷人漫无节制地生孩子。个别不负责任的父母总是会有的，但这不能成为限制穷人多生孩子的理由；正如少数人的肥胖症不能成为恢复粮票制度的理由。
　　
　　如果辅之以义务教育和育幼补贴，穷人适当多生孩子或许还能提高人口质量：穷人产妇通常比较年轻而且多为体力劳动者，这使得穷人的孩子在身体素质上具有先天优势。穷人中的残疾人、重症病人被排斥在婚姻的门槛之外，穷人婴幼儿较高的死亡率，虽然不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是客观上也使得穷人的孩子在身体素质上具有先天优势。蒯大富先生甚至说穷人的孩子更聪明，因为“穷人的孩子是父母带大的，富人的孩子是保姆带大的”，我看也有些道理。
　　
　　国家适当帮助穷人育幼，不但提高人口质量，也可部分抵消养老社会化对人口演变自然规律的副作用，从而保障人口数量的可持续发展。国家适当帮助穷人育幼，不但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同时也使孩子幼小的心灵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有利于感动他们成年后自觉地反哺社会，报效祖国。对穷孩子实实在在的帮助比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更能增强社会凝聚力，而现行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却反其道而行之，剥夺了大量穷孩子最起码的生存条件。
　　
　　肯定有人会说，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和家庭、家族利益，人口太多了国家承受不了、地球承受不了。这种思维非常奇怪。如果多生孩子对绝大多数家庭、家族有利，怎么可能对国家、对地球不利呢？“小河无水大河干，小河有水大河满”的道理，怎么一到人口问题上就不适用了呢？“每一个理智正常的成年人都是他（她）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的道理，，怎么一到人口问题上就不适用了呢？难道设立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个人更加自由幸福，而是相反？而幸福的尺度是多维的、主观的，以物质的丰裕为幸福的唯一尺度不但不是文明的象征，反而是堕落的标志。
　　
　　对个人、家庭、家族有利，本身就证明对国家、对人类有利。如果考虑到人口密度效益和规模效益，多生孩子对国家、对人类就更有利。今天的中国人口比五十年前翻番了，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饿死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当然可以辩解说这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但创造发明是来自人口密集的日本、德国多还是来自地广人稀的加拿大、澳大利亚多？是来自莫斯科、彼得堡多还是来自西北利亚多？如果说不同国家之间还有更根本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甚至人种差异更能影响其发达程度，那么一国之内，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人种差异相对较小甚至不存在，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发达，还是人口稀少的乡村发达？当然可以辩解说，不是人多了才发达，而是发达了才人多。但是根据坐吃山空的计划生育“人均财富论”，人多了就会摊薄人均财富，因此在那些个人有迁徙自由的国家城乡之间将没有贫富差别。这是事实吗？
　　
　　肯定又有人会说，地球就这么大，人口密度效益和规模效益是以适度人口为前提的。也许吧。可是这个适度人口是多少谁说得清？最悲观的估计是10亿，最乐观的估计竟达1万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球适合承载的人口是不断增长的。以食品为例，不但陆地上的植物、动物在改良品种、提高产量上仍有很大潜力，而且对海洋资源、微生物资源的利用简直就停留在游牧社会。到目前为止，地球上的人口一直在增加，但人类的生活水平也一直在提高。最近一两百年地球上的人口增加得更快，人类的生活水平也改善得更快。可以确定的是，人口不可能无限增长。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都在降低，以现在的发展趋势用不了半个世纪地球人口就会进入负增长。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反倒是人口下降和人类灭绝。中国传统讲“多子（女）多福”，圣经教导信徒“生养众多”，殊途同归中蕴含着人类普适价值。
　　
　　三十年强制计划生育下来，中国大陆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遭到严重破坏，人口结构危机即将爆发。只有尽快停止强制计划生育并鼓励人们多生孩子，才能解决二十年后高度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才能阻止出生中的性别选择。男大女小的婚姻传统，使得不断下降的新生人口进一步恶化高性别比对婚配的影响，而不断增加的新生人口可以缓解高性别比对婚配的影响。所以无论是解决人口年龄结构危机还是解决人口性别结构危机，都需要出生更多的孩子。全国有多少富人？靠鼓励富人生孩子能生出多少孩子？鼓励富人多生孩子对于缓解中国人口结构危机只是杯水车薪。
　　
　　
　　
　　杨支柱：混淆视听的富人超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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